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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中国医学检验界的领军人物，他不遗余力地呼唤检验和临床的结合，把质量视为医学检验的生命。30年呕心沥血，他把检验医学推向了一个又一个学术高度，情感中化解不开的是对化验单背后众多患者的牵挂。他说，“丛”字两个“人”，结合在一起就是“仁”。
从常规中找出路
在丛玉隆的科研经历中有这样两个“故事”被人们所乐道。
凝血酶原的故事：
1984年夏日的一个下午，北大一院。一位外科医生拿着一张凝血酶原时间报告单来找丛玉隆：“主任看看吧，怎么做的化验？”丛玉隆看了化验单后发现患者凝血酶原检测结果为18秒，比正常值延长了7秒。这意味着如果手术会引起出血。而医生根据临床检查，认为患者不应出现该问题。丛玉隆对那位医生说，你重新抽一次血，再做一次吧。这次检测结果为12秒，是正常的。丛玉隆沉默了：18秒的结果真是个错误值吗？
问题出在哪儿？他不服气，一个人静静地思索。突然，一个念头闪了出来：按常规一般都是上午进行化验，这份标本为什么要在下午做？他赶紧查流程，发现该标本是当天下午两点半才送过来。他接着往下“追”——这份标本是夜班护士在凌晨5点采集的，但搁在护士台上忘了送了。正值夏天，又在下午送到，这会导致什么结果？他继续求证——他抽了自己的血，分别放在不同温度环境里做实验，结果发现随着时间的延长和温度的升高，凝血酶原时间值越来越长。证据找到了，谜团解开了。但丛玉隆并没有证明检验科青白就了事，他根据实验结果给临床定了“规矩”：凡是做凝血酶原时间的标本，必须在两三个小时之内送到化验室（在室温条件下），否则结果很难保证。
不仅如此，他还一口气围绕13个凝血因子和温度变化的关系做了系列研究，论文一一发表，受到国内外同行的关注和好评，也成为实验室分析前质量管理的重要理论依据。
青霉素的故事：
一位慢性肾炎的住院病人，尿蛋白四个“＋”，可次日检查却成了阴性。病理和生理的变化不可能出现如此大的结果差异，是什么原因呢？经了解，丛玉隆获得了一个关键的细节——患者未用专用的尿杯装尿样，而用青霉素瓶留存了标本。为了证实是否青霉素干扰了尿蛋白测定，他将不同浓度的青霉素放在肾病患者尿标本内，结果发现5毫升尿内含有5000单位青霉素，就足以使尿蛋白4个“＋”转阴。事情似乎到这里可以结束，但他联想到临床上肾炎患者经常会使用大剂量的青霉素，约有85％的青霉素要经肾排出体外。于是他顺藤摸瓜，观察使用不同剂量的青霉素后，在不同时间段内对尿蛋白检查的影响，并在国际上首次提供了使用多大剂量的青霉素、在何时采取尿液标本，才不影响实验结果的报告。这些珍贵的数据很快在《中华医学检验》杂志发表，半年后又被美国《化学文摘》转载。
类似的“故事”在丛玉隆还有很多，有的甚至成为医学教学中常被引用的经典例证。丛玉隆说，不能一说创新就是分子生物学。对医学检验来说，创新的种子往往就埋在司空见惯的常规之中。
在临床需要中寻课题
上世纪70年代末，丛玉隆在国内率先应用细胞扫描显微分光光度仪对白血病细胞DNA扫描定量，探讨化疗药物的疗效及对预后的影响。1984年，他在国内首次从人胎盘中成功提取组织凝血酶作为人血浆凝血酶原时间的试剂，大大提高了结果的敏感性和特异性。1985年，他研究了不同孕期妇女凝血机制的变化，对围产医学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在这一系列研究中，一个思路贯穿始终：检验科研一定要为临床
服务。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他开始盯住凝血机制和血小板研究不放，理念同样清晰：“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等老年型疾病今后会越来越多，而老年病最大的问题就是血栓，血栓的核心就是血小板”。
为了把血小板“吃透”，他在国内首先建立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进行单个血小板钙浓度、钙波动及钙流检测技术——在镜下将血小板横切几十层，通过各断层扫描，得出细胞内部三维实验信息，以观察血小板的各项指标。
随着计算机技术在检验医学的应用，先进的血液分析仪相继问世，一滴血一分钟内可分析出近40个血细胞参数。作为常规检查项目，每天都有大量的病人做此实验。“这些参数如何应用于临床，如何使实验数据成为医生的诊疗依据？”带着这些问题，丛玉隆领导课题组利用5年时间对RDW、MPV、HDW等参数的临床意义进行了系统研究，在国内率先发表了13篇论文，解决了这些参数在贫血诊断、鉴别诊断、治疗疗效分析方面的临床实用价值。嗣后又带领课题组对网织红细胞“分群”和网织红细胞形态学参数进行了应用研究，3年间发表10篇论文，解决了临床医生如何使用这些参数开展肿瘤化疗、器官移植等工作难题。
丛玉隆的研究生邓新立1994年分到解放军总医院检验科后一直跟着他主攻血栓研究。“一次在选课题时，我想听听老师的意见，但丛老师说，你先别问我，你去问问心内、神内科主任，看他们究竟需要什么。”邓新立说，“如今‘检验科研一定要对临床有助益’已成为全科室的共识。”
在“结合”中觅价值
“检验必须要和临床结合”，这几乎成了丛玉隆在不同场合“喋喋不休”的一个“情结”。
“临床送来标本，检验科化验出报告，结合不结合的，有这么重要？”记者问。
“给你举个例子。一个病人临床表现血液呈高凝状态，但抽血一看，血小板聚集率减低，一了解，前天他吃了三片阿斯匹林。开化验单的医生没有向患者介绍做血小板聚集试验之前是不能服用阿斯匹林等药物的。但问题是，谁向临床医生主动去做解释？只能是检验科！”丛玉隆有些激动地说。
而“结合”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医疗本身。让丛玉隆不无忧虑的是，这些年患者不合理的检查、试验太多了！不久前，他们与解放军302医院、北京佑安医院合作完成了一项北京市科委的课题，对病毒性肝炎的实验室诊断项目进行研究。他们分析了10年来2280位患者的病历，发现在90多项检验项目中，真正对临床诊断有重要意义的只有20余种！
“如今在检验领域，新项目层出不穷，有的收费很高，但它对于临床的价值究竟有多大？对此我们有多少做了评估？作为检验科，你怎么为临床选出最直接、有效、经济、合理的项目和组合？”丛玉隆语气中透着沉重，“在解决看病贵方面，检验和临床必须携手担起属于自己的责任。参加会诊、提供咨询、为临床解决问题……这才是医学检验价值的真正体现！”
在“控制”中求质量
走进解放军总医院检验科，走廊墙上的全面质量管理流程图夺人眼目。这张错综复杂的图表从检验科的每个基本工作环节入手，详细规定了标本采集、检验、反馈以及每个环节内部室间质量评审的全过程。支撑这张图表的还有12本共约几十万字的管理文件以及22个软件搭建的电脑网络系统。
2005年，解放军总医院检验科在全国率先通过了国际ISO15189（国际标准化组织关于医学实验室质量和能力要求的国际标准）认可，这张图就是ISO15189内涵的形象展示。但早在1995年，这幅图的轮廓
就出现在丛玉隆脑中了。
凝血酶原和尿液青霉素等事件，给予丛玉隆的不仅仅是科研思路，更重要的是促使他开始苦苦思索“质量”这个命题：“结果出了问题，是我的原因吗？不是！但板子都打在我身上了。我意识到，质量是这个学科的根本，数据是这个学科的生命。但要求得好质量，光靠检验科一家不行，必须建立全面质量管理体系。”
这样，一个由分析前、中、后三大部分组成，用系统学原理分析影响试验的每一环节和要素并加以控制的管理流程在他脑中逐渐架构起来。如今，这项工作已得到国际认可，前国际化学联合会主席翁得·史密斯教授亲临实验室参观指导，丛玉隆也应邀到台湾、香港、新加坡、日本等国家和地区介绍他的“流程图”。作为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医学技术分委会的主任委员，眼下，丛玉隆正不遗余力地在全国积极推广ISO15189的国际认可工作。
在和谐中塑精神
在检验科还有一处特殊的“景致”，那就是科室成员历年团聚时留下的一张张“全家福”。
1987年，丛玉隆从北大一院调入解放军总医院检验科任主任。当时各方面条件十分艰苦。丛玉隆想，学科要发展，就必须带出一批人来，“一定要做1＋1大于2的事”。
他想方设法在科室营造学习气氛，亲自出考题开展练兵知识竞赛。他在国内率先引入日本的实验室环境管理5S标准（整理、整顿、清扫、清洁、修养）。他说，为人得有精气神。他不相信一个机器蒙尘、人
员闲散的实验室作出的结果是准确的。
他悉心关注每个人的发展，谁适合“干科研”，谁更善于“做常规”，他力求“人尽其才”。邓新立说，别看主任平时忙，但当你情绪有变，他很快就会察觉并主动找你谈话。主任总说，“大家在单位的时间比在家多，幸福不幸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和同事的关系。”
他亲自带队组织科室外出活动，每年一个地方，每次一个主题，19张“全家福”记录了检验科从小到大的成长历程，也留下了团队和谐奋进的精神轨迹。
科里的同事李健说，去年为迎接15189实验室认可，“全科上下拧成一股劲，关键时豁得出去，打得赢，这和主任长期培养有很大关系”。
在丛玉隆撰写的《临床实验室管理学》、《现代医学实验室管理与实践》等专著中，他“破天荒”把人力资源管理及团队文化建设纳入其中。他说：“只有有了人的质量，才会有事业的质量！”
在责任驱使下谋发展
2003年非典暴发后，一系列与检验有关的难题摆在了人们的面前：采集标本时该如何防护？标本离心后产生的气溶胶是否会污染实验室，又该如何消毒？一个个电话、传真、电子邮件不停地从疫区传到丛玉隆的办公室。
5月2日，正是非典肆虐的日子，丛玉隆召集北京地坛医院、佑安医院等10家非典病人集中医院的检验科主任聚在一起制订实验室防护方案。那样一群人在那样一个非常时期聚会是非常危险的，而事实上并没人要求他们非制定这个方案不可！那是一个令丛玉隆永远难忘的瞬间：戴着口罩的检验专家一个不落地走进解放军总医院，目光中没有恐惧，有的只是责任和使命……
“责任”是采访中丛玉隆提到自己时说的最多的两个字。不仅仅因为他集中华医学会检验分会主任委员、解放军科学技术委员会检验医学学会主任委员等数个“主委”于一身，更因为他清楚地看到了中国医学检验与国际前沿的差距，他有责任“趁自己还有些精力，推动一点是一点”！
从上届做主委抓学术交流到这届注重抓中青年人才培养，从全力打造《中华检验医学杂志》（杂志影响因子2004年达到1.616，在近千种中国医学期刊中名列第八，在临床类医学期刊中排名第一）到撰写系列述评，呼吁“重视标本中人的因素，患者满意是临床实验室的最终目的”、“不要过度依赖现代仪器而忽视基本操作”……丛玉隆用敏锐和精细的目光在显微镜下的天地里寻找着属于中国检验医学美好的未来。
在“不起眼”的领域做“起眼”的事——丛玉隆的人生选择
丛玉隆出生在北京一个普通家庭。在他上初二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靠做一些零活儿拉扯家里4个孩子。生活的困窘使功课出色的丛玉隆在初中毕业时选择了北京卫生学校检验专业，理由很简单——上卫校可以免费。
丛玉隆是那种“既然做，就要做好”的人。他一头扎进自己“并不太喜欢的检验学领域”，在中专就自学完了大学课程。
“文革”中，他被分配到北京海淀区永定路医院。当别人文攻武斗时，他躲在一边学习。夜里，他偷偷去找实习时带过他的导师、我国医学检验学界的老前辈、北大一院检验科主任王淑娟（当时王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在实验室刷试管）学看骨髓片子。“说不上有什么预见性，就是学习令我感觉踏实。”丛玉隆回忆说。
在小医院检验科一干就是12年。1979年，丛玉隆报考了山东医科大学血液病张茂宏教授的研究生。300多人报名，招40人，丛玉隆考了第三。“导师查房，我跟着，导师出门诊我也跟着，”丛玉隆说，“
以前当化验员，视线里就是显微镜下的那个小视野，如今跟着导师游走于临床，眼界豁然开朗。3年学习，我最大的收获不是在显微镜下将某个细胞看得多好，而是检验与临床结合理念的萌芽和升华。”
导师很欣赏这个聪明、勤奋的北京学生。临近毕业，主动介绍丛玉隆到北大人民医院陆道培教授那里去工作，这意味着他将从此改换门庭，成为令人羡慕的临床血液医生。但就在这命运转折关头，丛玉隆作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选择：回到他曾经实习过的北大一院检验科。导师为他多少有些遗憾，但他却有自己的考虑：“我已做了10多年的化验员，10多年的积累是一笔难得的财富。如今我是检验领域里第一个研究生，这是我独具的优势所在。”
上中专时，丛玉隆在日记中曾写下这样的话：“花盆里能不能长出大树？我就是一个中专生，今后能不能成才？”在以后数十年的医检生涯中，一个声音始终在他的内心回荡：我怎么才能在一个“不起眼”的领域，做出来“起眼”的事？
对话：数字背后的痛和喜
记者：有些人不愿和临床打交道，怕生事。相对来说，检验的风险和责任也不像临床那样大。一个检验师只要把标本认真处理完了，任务就结束了。如果把标本本身研究透了，可以当专家甚至院士，为什么非要和临床较劲不可呢？
丛玉隆：的确，我们看不见病人，做的是标本，但归根结底你是在对着人啊！一个不合格的标本，我费了劲分析了半天，是个假的，我付出的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吗？！我做了那么多，又是和临床结合，又是质量控制，最终不就是为了结果准确吗，结果准是为了什么？最终是为了病人！
记者：有意味的是，在一些临床医生那里，活生生的病人倒成了生物学意义上的“标本”，但到您这里，真正的标本却被看做活生生的“人”。
丛玉隆：“文革”中，我姐姐生下孩子不久就去昆明了，她走了没半年，孩子就得了白血病。当时，我抱着孩子到处求医。我明明知道，查血色素，人工看血红蛋白，今天3克，明天3.5克，其间变化的意义不大。但作为家属，看着这点儿变化内心真是高兴得不得了！要知道对医生可能就是一个可忽略的数字误差，对患者和家属却是切切实实的痛和喜啊！
■记者手记
第一次见到丛玉隆教授是在今年4月中国医师协会检验分会于成都召开的学术研讨会上。正在国外出访的他急赶回来做主题报告。他的神情略显疲惫，但精神却异常亢奋。事后得知，他已经40多个小时没睡安稳觉了，他说：“这次议题非常重要，我拼着命也要赶回来！”
“检验医师”的准入是那次大会的焦点。卫生部在相关专科医师培养办法中，已明确将检验医师作为首批培养试点，但由此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也摆在了丛玉隆和他的同事面前：“检验医师”，顾名思义属于医师系列。医疗系毕业的，经检验培训合格后成为检验医师，这没有问题。但检验系毕业的技师，如果有志于成为检验医师，应去哪里培训？又如何取得医师执业资格？
检验医师的设立对于中国20万医检队伍的发展是一个契机，身为“领头羊”，丛玉隆不会等闲视之。事实上，在他30年医检生涯中，他从来不轻易放过任何一个可以提升检验专业价值和地位的机会。他用自己一生的努力挑战着“检验地位不高、难有建树”的传统认知。
■采写后记
采访前，心里曾打过鼓：检验领域里那些试剂、标本、生化名词采写起来该有多枯燥啊！但见到丛教授后，我发现，一般人印象里了无生趣的检验已被他用温情挖掘出了人性的温暖，甚至那些写满了神秘符号的化验单在他眼里也幻化成了一张张能表情达意的面孔。
也许正是有了这些面孔的支撑，他才能在五味杂陈的医学检验领域里一路顽强地走过来。他的生活中没有“娱乐”这个概念，他总想“下周我可要好好休息一下了”，但还没到下周，日程就已排满了……
他说，自己最大的弱点是不忍心对别人说“不”。
认真、求完美的性格使他内心不时会涌起“再努力一下就能做得更好”的冲动，而无止境的努力有时也会带给他压力和郁闷，那时，在别人眼里谈笑风生的他会一个人或独坐茶室，或面对大海，什么也
不想一呆就是大半天。
像所有事业有成的人一样，丛教授对家人也怀抱一份深深的歉疚。他唯一的儿子，原来学医，后来改行到国外学MBA，理由是不愿像父亲一样过一辈子。“学医不是挺好吗？”他们父子曾为此激烈地争论起来，但最后他们谁也不能改变对方。
尽管头上顶着文职将军军衔，但他骨子里永远流淌着一份平民情怀。他说，我本身就是一个穷孩子，能做到这些，毕竟是靠大家。 | 
